徐具体真相是什么志啸：我的1977高考准考证

复旦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校档案馆在特藏馆举行了隆重的“特藏陈列展”开展仪式，当场向各位捐赠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文物者颁发了纪念证书。我珍藏了48年的1977年高考入学准考证，也被校档案馆征收入馆，作为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文物，予以保存。

应该说，这张不起眼的准考证，在48年前只是一个简单的证明物——证明持有这个证件的人符合报考高校的基本条件，可以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其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当时每个报名参加高考的人，都持有准考证，否则，进不了考场，也就是说，这张准考证，在这一年的高考结束后，实际上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然而我却没有把它扔弃，将它一直保存着，自以为是一张很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物——毕竟，我是因为参加了1977年这场“史无前例”的高考，才得以跨入复旦大学的门槛，从此成了复旦大学的一个成员，从本科生到研究生，从讲师到教授、博导，直至退休。

没想到，过了近半个世纪，我的一位在复旦档案馆工作的研究生，有一天偶然问我，是否保存有与复旦校史有关的文物，为迎接复旦校庆120周年，学校档案馆要增添新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物，我想到了这张准考证，她很兴奋地回答，我们档案馆需要！

很不起眼、很平常的一张准考证，于是就被复旦档案馆收入为特藏文物了。可想而知，每个参加1977年高考的人，都有准考证，只是不少人可能没有很好地保存，已经遗失了，或虽然保存了，但一时间难以寻找了，而我，则不仅“郑重其事”地将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且愿意应复旦大学档案馆的征集要求，捐献出来。

特藏展，右下角为准考证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准考证，它比起我人生道路上的其他任何一张准考证——小升初、初升高、考研、考博，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它是我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标志性纪念物。如果没参加这场高考，我不可能会有之后的考研和考博，自然更不可能成为复旦大学的教授，长期在复旦任教。

1977年恢复高考，绝对是中国现代史和教育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果断地结束了当年中国教育的不正常状态，结束了动乱年代的荒唐，开始了崭新的历史时代——让中国大地上广大青年学子们迎来了新的曙光，人人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不受其他干扰，参加相对公平的竞争，获得进一步学习和深造的机会，进入梦寐以求的高等院校。我就是因为有幸参加了这场意义非凡的高考，由百万考生仅录取4万左右的比例中，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此迈入了被誉为“江南第一学府”的大门，开始了三十岁以后另一番别样的人生旅途。

正如复旦大学档案馆在陈列我的这张准考证上所写的：“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后，徐志啸成为全国首批通过统一考试选拔的大学生。这张上海高考准考证标志着中断十余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承载这一代人改变命运的集体记忆。”也就是说，这张准考证，不是普通的一张高考准考证，它所记录的、所象征的，是不可磨灭的历史，是整个“一代人改变命运的集体记忆”，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段永远难以抹去的记录。

复旦大学档案馆特藏部特别展示了两张准考证，除了我的1977年本科（文科）入学准考证，还有当年的研究生（理科）入学准考证，两张准考证，加上配套的报道复旦大学招收研究生的《解放日报》（头版），以及复旦大学1977年招生本科生的专业介绍，真实反映了当年令人难忘的历史。

一张普通的高考准考证，正是因为它产生于特殊年代，是特殊事件的真实记录，如今才会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