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明清两朝以其独特的政治结构、经济形态和社会风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皇权的空前强化、商业的繁荣发展构成影响市井百态的两大基础性因素，各主体交织成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近日，在方所北京店，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学问、北京方所共同举办的大学问·学术沙龙（第23期），邀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宝良、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高寿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勇，一起从新书《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出发，聚焦皇权、商帮与市井，透过对明清之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解读，带领大家窥见时代的宏大叙事下，明清社会的复杂面貌、历史的深远变迁以及流动在市井生活中的细腻情感。
彭勇：大家对“清承明制”这四个字或许并不陌生，我们常听到“明清变革”“唐宋变革”等说法，这些都体现了历史的继承与变革。但这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从制度角度出发，探讨明清国家治理，同时又结合了世情百态，从皇权、商帮等方面谋篇布局。接下来，有请陈宝良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清承明制”的含义，谈谈您在创作这本书时对“清承明制”的思考。
陈宝良：我写的这本书主要从国家治理、制度溯源以及社会群体三个方面切入。之所以用“清承明制”这个书名，正如本书所用的副标题，是想从国家治理和社会变迁两个层面，探究清朝与明朝之间的内在联系。
明朝是汉人建立的王朝，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两个朝代之间无疑存在着差异，譬如清朝有“满洲优先”的特点，但从制度层面上看，清朝对明朝有很多的继承。若是从社会层面上加以考察，两朝之间的内在继承性更是如此。假如将明清两朝置于近代化历程的视域下加以观察，不难发现如下事实，即明朝与清朝既有不同之处，也存在着相当多的继承性。
前辈明清史学者李洵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一百天与一百年》。他认为，从李自成进京，直到退出北京，刚好是一百天，但恰恰是这短短的一百天，引发了明朝、大顺、清朝这种朝代之间的更替，进而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迟滞了近一百年。这说明明清两代存在差异性。清代初期，因为战争与动乱，社会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中期以后，才重新接续上晚明的历史变迁。从整个明清时期来看，中国确实是在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当然，明清近代化的历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非一言两语能够说清，我们稍后可以进一步讨论。
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我想表达的总体意思是，在探讨明清两个朝代的关系时，不仅要关注制度层面的继承与变革，还要深入研究社会群体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彭勇：好的，谢谢陈老师的解读。高老师，您在历史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尤其是对宋元明清时期的制度承启和变化有深入研究。在您看来，元明之际以及清承明制过程中，制度的连续性和变化性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争议的呢？
高寿仙：我仔细阅读了这本书，虽然书名有些学术化，但内容非常生动，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事例。
对于“清承明制”，传统上主要从典章制度的角度考虑，比如明朝有内阁，清朝也有内阁；明朝的总督巡抚在明代已出现地方化趋势，到清代彻底地方化；大清律也基本沿袭了大明律。但从另一个层面看，“清承明制”的“制”也可理解为历史趋势。陈宝良教授这本书探讨了清朝是否继承了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的发展趋势，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
因为历史非常复杂，涉及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看待明清历史，观点也会不同。比如万明教授从白银货币化和赋役制度改革的角度，认为明清是连续的；而毛佩琦先生和已故的商传会长则认为明代后期社会文化已出现向近代化转型的趋势，但清朝入关之后，这种趋势中断了，他们认为明清断裂大于连续。
从陈宝良教授这本书所阐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群体的角度来看，明清确实有很多共通之处，把它们视为一个时代是有道理的。比如书中对读书人群体做了很多描写，明清时期基层积累了大量读书人，这与明代之前不同，明代之前的举人只是一种参加考试的资格，而且是一次性的，从明代开始，举人甚至更低级的秀才成为终身性的身份，导致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读书为业的知识人群体。这个群体为了生活，开辟了多种生活道路，书中对他们的生活和境况有很多生动的描述。
彭勇：高老师通过具体的例子，让我们对明清制度的承启和变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确实，明清时期皇权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十分深刻，前几年学术界讨论较多的“皇权下不下县”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高老师还曾针对这个问题写过文章，做过回应。那么在明清时期，皇权究竟是如何影响社会基层的呢？陈老师在书中是否有相关的事例或群体能体现这一点呢？
陈宝良：“皇权不下县”这个观点，黄宗智先生曾经明确讨论过。他认为，从中国官僚机构的设置来看，皇权只到县一级，县以下则由里老、保甲这些“准官僚”加以统治。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倾向，但也不完全准确。
从明清国家与地方治理的实际来看，县下面显然是有派出机构的。譬如复旦大学的张海英教授，就对这一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举例来说，像浙江的乌镇，在明代就设有通判馆，即湖州府的通判会被派到乌镇驻扎，这说明皇权的触角可以延伸到乡下的镇上。此外，朝廷设立的巡检司、税课司等官员也在基层，并非都在县城。不过，就整体而言，明清两代的知县很少下乡。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在乡下发生人命案件时，知县才会下乡查验，且具体勘验工作由仵作负责。一般说来，知县亲自下乡较少。即使真的下乡，鸣锣开道的排面，也只会骚扰百姓。
将皇权落实到制度层面，科举制度是一个很好的用以剖析的例子。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最为兴盛。一方面，科举培养了很多的读书人；另一方面，科举也导致大量的读书人无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在明清两代，科举被读书人视为读书仕进的“正途”，即通过中秀才、举人、进士而后出仕做官。但是，从正途出身的人毕竟属于少数，大量读书人只能走一条“叉路”，另寻出路谋生。譬如去行医，当时有“秀才行医，笼中捉鸡”的俗语；还有人是去做塾师，做幕宾，甚至做讼师、清客、山人等。这些职业都是科举落第的知识人维持生计的职业。除讼师之外，我在书中对其他几个社会阶层都有相关的论述。如果大家感兴趣，不妨翻书一读。
彭勇：陈老师从制度和社会群体的角度，为我们详细阐述了皇权对基层的影响。高老师，您对“皇权下不下县”争论的焦点有什么看法呢？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高寿仙：“皇权不下县”这个概念最早由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温铁军先生提出，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绅权皇权双轨系统，即官僚体制一轨到县为止，县以下是乡绅的一轨。
这个口号在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广泛流传，但不同学界的学者观点不太一致。历史学界大多反对“皇权不下县”的提法，而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则比较赞成。很多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在研究时，将“皇权不下县”作为一个默认的前提，比如研究近代以来的权力下沉，就以传统上皇权不下县为基础。
我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明确争论的基础，即区分“官不下县”和“权不下县”。从官僚机构设置来看，大约从唐朝开始，乡村基层领袖多为职役，并非正式官员，正式官僚机构大多设置到县一级，从这个意义上说，“官不下县”有一定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就不能渗透到乡村社会，国家要征税、维持治安，建立的基层组织就是权力渗透的体现，所以从权力的角度来说，“皇权不下县”是不成立的。
此外，费孝通先生和温铁军先生提出相关观点时，都有特定的背景。费孝通先生年轻时正值民国时期，当时乡村治理混乱，他希望通过乡绅之治以改善乡村社会秩序；温铁军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针对权力尤其是财政下沉的情况，想给基层社会一定的自主权。所以我们看待这些问题，既要考虑学术因素，也要结合现实背景。
从皇权本身来看，明清也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明初朱元璋建立的政权把专制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随着时间推移，政权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内阁的出现就是对朱元璋制度的一种逆转。到了晚明，出现了一些独特的现象，朝臣分成很多派别，言官、科道官敢于严厉批评皇帝，比如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给万历皇帝上的《酒色财气四箴书》，直接指出皇帝贪财、好色、嗜酒、尚气等问题，这种情况在朱元璋时期或清朝是难以想象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态和运作方式究竟是一种特殊趋向还是历史趋势？清朝在专制主义方面又恢复到与明代前期相似的程度，那么清朝是对明代所谓民主化的逆转，还是恢复了正常？这些问题至今没有标准答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彭勇：两位老师围绕“皇权下不下县”这一话题，从学理和不同学科层面进行了深入解读。让我们认识到，对于看似简单的历史表述，不能简单地非黑即白地理解。这本书的上篇和中篇分别讲到国家治理和制度溯源，研究历史需要从基础入手，随着研究的深入，又会发现很多复杂的情况。就像科举考试，国家有一套规定，但实际运行时却存在很多变化，甚至出现一些违反制度的行为，也就是所谓“潜规则”和“制度变态”。陈老师，您在研究文化人和科举考试时，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呢？
陈宝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制度，我们既要关注一朝制度的确立，亦即所谓的“祖宗之法”，也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制度制定后并非一成不变。以明朝为例，朱元璋在祖训中明确规定宦官不能干预政事，明朝却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之一。这说明制度规定和实际执行往往存在着脱节。
科举考试通常被认为是相对公正、公平的考试制度，它打破了门第限制，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何炳棣先生的研究表明，考中进士的人往前数三代，近50%的人祖上没有当过官，即有一半的普通百姓子弟可以通过考试获得晋升机会。这对社会发展尤其是增加社会流动性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科举也存在不公正的一面。譬如我在研究中发现，很多人会通过各种手段在考试中谋取优势，诸如找人写推荐信（即“荐牍”），以便借助于关系而使考生在考试中获得优先录取的便利。在当时人所写的推荐信中，时常会隐晦地提及考生的家庭背景和关系网。虽然科举考试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如考生必须出身清白，奴仆、乐户的子弟不能参加考试，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仍有很多违反制度规定的情况，譬如奴仆子弟借助于改名换姓而参加考试，甚至还有人中进士做官。诸如此类的事例，足以说明如下事实，即制度规定和实际运作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异。我们不应该被冠冕堂皇的制度规定所迷惑，更应关注制度的内在变迁，从“活”的角度研究制度。
彭勇：高老师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对国家制度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有深入研究。您能否结合书中内容，再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呢？比如卫所里的著名家族、科举中的一些现象，它们是如何在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况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规定的？
高寿仙：这本书中有很多内容与科举相关。我们看明清时期的文献，尤其是文学作品，可能会对科举产生不好的印象，比如《聊斋志异》中就有很多揭露科举考试不公的故事，现实中像蒲松龄、徐渭这样有才华的人却多次科举失利，也让人感到科举制度存在很大问题。
但实际上，科举制度是组织得非常严密的制度。科举刚实行时制度还比较粗疏，后来越来越严密，到明朝时形成一套严格的规范，比如除殿试外，会试、乡试时考生的卷子都要别人重抄一遍，考官看不到考生的原始字迹，以保证公平，就像现在高考的密封试卷一样，科举考试还有一系列从监考到阅卷的严格规定。
不过，再严密的制度也不可能毫无漏洞。科举考试中存在各种作弊手段，有作弊工具，如用芝麻大小的字抄书带进考场，甚至还有代考现象。还有利用户籍变换的“高考移民”情况，比如明朝的李梦阳，原本在河南参加考试考不上，后来他利用祖先曾隶籍庆阳卫的关系，到陕西参加乡试并考中第一名，之后顺利考中进士。徐渭的父亲也是如此，他本是浙江山阴人，因祖先洪武年间被发配到贵州龙里卫，他就以贵州人的身份参加考试，虽然没考中进士，但考中了举人并做了官。
这些现象说明，一个政策出台后，人们会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或违反政策来谋取好处，这是常情。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现象就否定科举制度的公平性，总体来说，科举制度为很多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古代比较好的制度。
彭勇：谢谢两位老师对制度相关问题的精彩分享。在明清社会，这些制度都是以皇帝和皇权的名义颁布实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个话题——商帮。陈老师的书中第七章详细讲述了“招徕乡人：会馆的起源及其功能的演变”，对明清时期的商业和商帮进行了深入研究。高老师也是国内较早研究徽商和徽州地域文化的学者。先请陈老师介绍一下您从研究早期的“社”与“会”，到研究会馆，再到关注明清直至近代中国商帮和商业发展，这其中有着怎样的脉络？会馆对商帮和商业发展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陈宝良：在明朝，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一，商人的地位与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士商互动”是一个重要的表征。读书人可以经商，商人也能转化为读书人。这种互动打破了四民等级关系，商人地位随之提高。譬如在明朝，专门替商人设立了“商籍”，以方便商人子弟在经商地参加科举考试。
在这种背景下，商人不再仅仅追求利益，“儒商”群体随之崛起，商人与儒者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商人到外地经商，为了方便同业交流和互相帮助，逐渐形成了会馆。会馆的兴起反映了时代的变化，甚至开始冲决传统的礼制。如传统的聚会，能坐上座的通常是官位高或年长的人；而在商人聚会时，却是根据资产的多少来确定谁坐上席。
明清两代，会馆有同业会馆和同乡会馆之分。关于同乡会馆的起源，学界存在着一些争议。如杨联陞、何炳棣等学者，就曾对汉代的郡邸是否是会馆的起源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从远的起源看，会馆与郡邸有一定的关系。从近的起源看，会馆起源于各种会，如文会、讲学会等。这些会通常也设有会馆，还有为科举考试提供住宿的“试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会馆。
会馆是一种自治力量，代表着民间力量的崛起，它在官府之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是对商帮和商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彭勇：高老师，20世纪8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很热烈的时候，对行会的研究也备受重视。您曾跟我聊过，从宋代以来，商业和手工业的一些组织被称为“某某行”或“某某会”，但对它们的评价不能过高。您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在研究商帮和行会时，应该如何准确判断它们的发展水平吗？
高寿仙：“商帮”这个词有时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是有组织、有头目的团体，实际上它只是地域性商人的统称，比如徽州商帮就是指籍贯在徽州的商人。
明清时期，商人的活跃程度远超历史上其他时代。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商人数远远超过前代，形成了地域性商帮，这得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商人素质提高，很多读书人因科举之路不通而选择经商，商人队伍中出现了很多“儒商”，他们遵循儒家伦理；三是商业经营方式比原来复杂，比如普遍采用伙计制、外包制，山西票号在清朝时已经有了一套严密的经营方式和组织。
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组织大概分两类，一类是从唐代开始，在宋代发展的，如宋代都市中的“团行”、明代的“铺行”，这类组织是官方为了征派徭役而要求组织的，与西方的行会组织不同，西方行会有章程，具有垄断性，而中国的“团行”“铺行”更像是服役名册，成员之间没有实际联系。
陈宝良老师书中讲的会馆和公所则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最初可能是为进京官员或赶考士子提供落脚之地，后来随着商业发展，商人逐渐参与其中，很多会馆发展成了商业会馆。商业会馆大多具有同乡性质，后来又出现了同乡加同业的会馆，到晚清时，同业性会馆也大量出现。这些会馆虽然对从业者有一些约束，带有一点西方行会的色彩，但没有垄断权，与西方行会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说，宋代的“团行”、明代的“铺行”与会馆、公所是两套不同的系统。
彭勇：陈老师和高老师刚刚都从不同角度为我们解读了商帮和会馆的发展，让我们对明清时期的商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回到陈老师这本书的治学和研究风格上。大家翻阅这本书会发现，陈老师引用了大量史料，在明史学界，陈老师对明人文集的阅读和运用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研究市井百态相比研究王侯将相难度更大，因为相关材料较少。陈老师，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治学方法，以及在阅读和使用明清史料方面的经验吗？
陈宝良：在历史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因为研究方向或兴趣的差异，他们使用史料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不管是研究哪个断代史，都必须掌握基本的史料。就明清史而言，像《明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大明会典》《大清会典》《大明律》《大清律》这些官修史书，显然是研究明清史的基础。如果连这些基本史料都不熟悉，很难说自己是合格的明清史研究者。
当然，作为明史或清史研究者，大家又会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若是侧重于政治制度史研究，那么，这些基本史料本身就是阅读的重点。我主要研究明清社会史和文化史，在看待这些基本史料时，通常会有所侧重。研究思想史、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不能仅仅依赖像《明儒学案》《清儒学案》这类书籍。虽然它们对各家的思想有相对完整的阐述，但黄宗羲编写《明儒学案》时，关于思想家观点、史料的选取，通常会带有自己个人喜好的剪裁，导致里面有些思想内容的资料并不全面。朱鸿林先生对黄宗羲《明儒学案》有专门的研究。他曾把黄宗羲引用过的文集都找出来进行比对，发现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所以，研究思想史还是要从思想家的原始文集入手，这样才能写出有自己见解的明代思想史、学术史。
研究社会史时，社会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充满活力，而不是死板的。这就要求我们更注重史料内含的活泼性和多样性。我个人比较喜欢从文学作品中获取社会史的信息，用文学作品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生活。譬如明朝较为流行的散曲、民歌，里面对各种人物的描写就非常生动形象。像冯梦龙编的苏州地区的“山歌”，其中有一首《烧香娘娘》，把一个普通女性为了去苏州穹窿山烧香的一系列行为和心理描写得活灵活现。从歌曲中可知，这位苏州城里的普通家庭妇女，丈夫因生意不好，无法筹措烧香旅途中的花费，就不让自己的妻子前去烧香。于是，这位妇女又哭又闹，甚至通过借衣服、首饰，典当掉家里东西凑钱去烧香。通过文学作品的生动描摹，我们就能看到当时社会中普通女性生活状态的真实面貌，在正统的史料中，往往很难有如此鲜活呈现的史料记载。我在书中有一篇《文学中的阴司诉讼》，就是透过文学作品的描写，借此考察明清两代的阴司诉讼，进而揭示社会层面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当然，明清文集数量庞大，从中抉择有用的史料，无疑是一项颇为艰辛的工作。相对来说，我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会多一些，但也不敢说自己读的最多。阅读无止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彭勇：高老师，您和陈老师相识多年，您在明史研究上也颇有建树。您也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读书心得吧，尤其是在研究市井百态这类涉及底层小人物、小话题的时候，您是怎么把握的呢？
高寿仙：彭老师刚才对陈老师的评价一点都不夸张。我和陈老师认识三十多年了，从他读硕士的时候起，就知道他一直坚持读书，这么多年来从未间断。在我认识的学者里，要说读书多，陈老师绝对是名列前茅的。从他的书里就能看出来，每一篇文章都是对大量文献深入研究的成果，真正做到了披沙拣金。
陈老师提到的以文证史的方法，在研究社会生活方面非常有效。虽然文集里也有一些有趣的史料，但总体来说比较枯燥。而一些笔记、小说则能更生动地反映当时的生活状态和变化。我记得有一条资料，说杭州人有个外号叫“赶不着”，因为杭州离苏州近，苏州流行什么时尚，杭州人总是赶不上。比如苏州人流行高领衣服，杭州人赶紧做了，可还没来得及穿，苏州又流行矮领衣服了。这条笔记就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社会风尚变化之快，比很多专门的记载都更形象。
说到我自己，其实我不像大家说的那么博学。我硕士毕业后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工作，党校图书馆的历史类书籍，尤其是明史方面的书籍很少，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电子文献，读书基本靠纸本。因为工资低，自己买书也买不了多少，所以当时我主要就集中读了《明史》《国榷》《大明会典》这几部书。反复研读这几部书后，对明代历史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和认识，之后再遇到相关的制度、人物或者事件，就知道该怎么去查找资料了。
我觉得陈老师的读书方法是做学问的正途，但确实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海量的书籍。如果因为工作性质或者时间限制，没办法像陈老师这样阅读，也可以像我一样，先集中精力把最基本的书读熟、读透，然后再根据自己研究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扩展阅读。每个人的兴趣、研究方向和自身条件都不一样，所以治学方法也会有所不同。前辈学者的方法可以作为参考，但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读书和治学方法，这样才能在研究中得心应手。
彭勇：确实，治学方法因人而异。但无论是哪种方法，对史料的准确把握和运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看陈老师这本书的最后几章，像无赖知识人、尼姑的恋世情结这些内容，从历史学角度研究起来难度很大。因为历史学研究要求实证性、客观性和互证性，这些群体的资料不好找，要想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研究，必须有实证资料来支撑。我想结合这本书的特点，再问问两位老师，对于像民俗小说、小调这类材料，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应该怎么看待它们，又该如何使用和理解呢？
陈宝良：在历史研究中，官方记载的正史和典章制度始终是我们研究的基石，它们的史料价值是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不过，当我们研究社会生活史，尤其是在构建形形色色市井人物的形象时，就需要借助其他类型的史料，其中包括文学艺术作品、民歌等。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正史在记载人物时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自司马迁《史记》之后的正史，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不够丰满；另一方面，正史在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时，还容易形成一种模式化、刻板的印象。以正史中的《列女传》为例，在《汉书·列女传》中，女性形象尚丰富多样，但后来正史里的“列女”大多变成了守节、守贞的单一形象，甚至趋于模式化。实际上，历史上的妇女形象往往是非常多样化的。换句话说，在明清礼教社会里，妇女不守节的现象同样很多。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让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就需要借助于文学作品的细腻描摹。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借助于文学作品可否重新建构一部历史？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也必须强调，各种具体史料中的历史和文学中的历史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譬如我在书中考察明代尼姑的恋世情结时，首先会依据《明会典》和《大明律》，从官方的角度对尼姑的身份进行基本的界定。这无疑是研究的基础。然后再结合文学作品中诸多尼姑的具体形象，从不同角度切入，从而深化尼姑形象的塑造。这种将不同史料相互结合运用并加以印证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文史互证。
高寿仙：这个问题涉及对历史资料的理解和运用。文学作品，像民歌、小说、戏曲等，对于不同领域的历史研究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果研究政治史、典章制度史，它们的作用可能相对较小；但要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甚至经济史的某些方面，这些文学作品就是非常珍贵的材料。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把资料分为“个性之真实”和“通性之真实”。小说这类文学作品，我们很难去追究里面讲的人物和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也就是不具备“个性之真实”，但它具备“通性之真实”。作者能设计出这样的情节，说明当时的人有这样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而且在描写人情世故、景色等背景时，会透露出大量当时人们衣食住行、人情交往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正式的史料，甚至在野史笔记里，是很难如此鲜活地呈现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研究民俗、社会生活史，就一定要大量运用这类文学作品；要是研究政治史、法律史，文学作品虽然也能透露一些相关观念，但只能作为辅助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到底选择哪些作为主要资料，哪些作为辅助资料，关键还是要看我们研究的具体问题。
读者提问：现在中学历史教育重要的是讲述好历史教材上的解释，还是应该怎样做？能不能为中学历史教育指示一些方向？
彭勇：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因为我参与了教育部人社的高中历史教材和初中历史教材的审定工作。
中学历史教学给人的感觉好像都是结论式的，不太允许有争议性的观点存在。实际上，从初中到高中，历史教材的知识体系是有变化的。初中历史教材主要侧重于知识的传播，到了高中历史教材，则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史学素养，会设置一些情景性教学内容。
大家可能不知道，打开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人员名单，主编、执笔、编委、审稿这些人中，80%都是大学老师，而且是中国史学界非常著名的学者。教材里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反复严谨推敲的，是建立在大量学术研究积累的基础之上。
就目前中学历史教学而言，我认为首先要把结构性的基础知识传授好，让学生建立起扎实的历史知识框架。然后，如果老师和学生有兴趣，完全可以针对教材里的一段话，甚至是一个字展开研究性学习。因为教材里的每一处内容背后，都有大量的论文和学术讨论作为支撑。
拿我们熟悉的明史来说，现在七年级下的明清史部分教材，执笔人是清华大学的倪玉平，我也参与了审稿工作。大家去看教材里，不管是小方框里的知识性介绍，还是最后的知识拓展，每一句论证都是经过众多专家反复研讨的。而且，编写和审定教材的人员里，也有很多高中历史的高级、特级教师，他们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所以，中学生学习历史，首先是相信教材。如果有同学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像刚才提问的那位高三同学，我推荐可以关注一下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历史学强基计划，本硕博直读八年，这是一个深入学习历史的好机会。最近几年在北京有三个名额，希望对历史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