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多次提到盗抢之事，着墨最多的，当是第九十六、九十七回中的寇员外家遭抢而累及取经师徒等情节。强盗作案的过程是：
却说铜台府地灵县城内有伙凶徒，因宿娼、饮酒、赌博，花费了家私，无计过活，遂伙了十数人做贼，算道本城那家是第一个财主，那家是第二个财主，去打劫些金银用度。内有一人道：“也不用缉访，也不须算计，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家，十分富厚。我们乘此夜雨，街上人也不防备，火甲等也不巡逻，就此下手，劫他些资本，我们再去嫖赌儿耍子，岂不美哉！”（［明］吴承恩著：《西游记》第九十七回《金酬外护遭魔毒 圣显幽魂救本原》，李天飞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07页。）众贼欢喜，齐了心，都带了凶器、火把，冒雨前来。打开寇家大门，呐喊杀入。慌得他家里大小男女，俱躲个干净。妈妈儿躲在床底，老头儿闪在门后，寇梁、寇栋与几个儿女都四散逃命。那伙贼，拿着刀，点着火，将他家金银宝贝、首饰衣服、器皿家火，尽情搜劫。那员外割舍不得，拼了命走出门来，对众贼哀告道：“列位大王，勾你用的便罢，还留几件衣物与我老汉送终。”那贼那容分说，赶上前，把寇员外撩阴一脚，踢翻在地，可怜三魂渺渺归阴府，七魄悠悠别世人。众贼得了手，越城而出，冒着雨连夜奔西而去。那寇家僮仆，见贼退了，方敢出头。及看时，老员外已死在地下。（［明］吴承恩著，［清］黄周星点评：《西游记》第九十七回，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2页。）
第96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陈惠冠新绘全本西游记》191，陈惠冠 (1935年生) 绘
在这两回洋洋洒洒的叙述中，创作者的重点更多放在了案发前寇员外诚心斋僧、寇家执意挽留唐僧及挽留不得而风光欢送四僧上路的场面，和后面寇员外妻子在家中遭难、丈夫惨死的冲击下诬陷唐僧师徒为盗，官府接案追凶后将唐僧、悟空等拿获后的各种阴差阳错、屈打成招等惊险过程，以及最后真相大白，寇夫人认错、寇员外续命的“大团圆”结局上：斋僧本是喜事、留客生出烦恼、送别招来盗贼，这是“乐极生悲”；寇妻迁怒于四僧，诬告险些引发枉断，孙悟空施展本领、运用法术使真相大白，寇家财产不失、死者还阳，这是“转危为安”。寇家人遇盗，构成了表现唐僧师徒取经之难的一环；寇员外得救，更印证了善有善报，增添了故事的玄幻色彩。情节之起伏、反差之鲜明，使得唐僧师徒于取经途中遭遇人间“牢狱之灾”的这段波折，在纷繁多变的“九九八十一难”中，也显得相当独特。其中不难看出，以三四百字对强盗结伙作案、明火执仗、入室行凶等情节作出的紧锣密鼓的描述，其功能其实类似于承上启下的过渡段。
不过，《西游记》的主线虽然是西天取经，取经的师徒虽然在意志、本领等方面有非凡之处，但对社会生活、民众心理与凡人遭遇的精湛刻画中，也深刻体现创作者的观察与才华，仍是关照现实世界的窗口。比如寇家因慷慨斋僧而露富、因露富而招灾，以及盗贼的谋划与作案，寇家上下突遇强盗的反应等，书中都展现得合情合理、惟妙惟肖。在我看来，这种过渡性情节中的写实细节，也一样属于《西游记》的历史文化宝藏。
晚清一部以广东洋商之家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盗案描写，便是《西游记》广泛而多样的影响力的佐证之一。这部小说名为《蜃楼志》，清嘉庆九年（1804）有刊本问世，题为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罗浮居士《蜃楼志小说序》介绍称此书作者“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绝非空中楼阁”。《蜃楼志》因后来被列入禁书而一度湮没无闻。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偶见该书，称许其“所叙多实事，多粤东官场与洋商的故事，所以写来极为真切”，在创作内容与形式上都开启了后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之先河。1987年《蜃楼志》在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研究者和读者更加广泛，在涉及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各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张泓：“《蜃楼志》研究述评”，《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虽然前辈学者认为，此书为乾嘉至光绪中叶这一百年间小说中的佼佼者，按“九品”标准评价，质量应为“中上”或“上下”，但关注此书因袭和创新的研究者也注意到，它的创作“多有借鉴，甚至明显模仿”。学者鉴于此书对《金瓶梅》《水浒传》等故事情节的套用、人物形象的模仿，认为作者自觉运用了“点铁成金”“袭故为新”的手法。（雷勇：“《蜃楼志》的因袭和创新”，《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以此为契机，我注意到《西游记》与《蜃楼志》均用两个章回的篇幅来叙述富户突然遭劫、家长命丧黄泉等情节，两书由强盗作案的前因后果引出的关于持家之道与财富观念的思考各具特色，如前者直言善恶有报、因果不爽，后者“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罗浮居士：《蜃楼志小说序》），也有共性，都合乎情理，是“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罗浮居士：《蜃楼志小说序》），值得对比分析。
首先，强盗意在图财，为何选择该时、该地下手，《蜃楼志》的第八、九回，讲述了富商苏万魁“闻劫亡身”与其子苏吉士死里逃生、大受触动而“焚夙券”等情节，传达了创作者所信奉的财富应取之有道、不宜露富等“慢藏诲盗”理念。（郑健群：“慢藏诲盗 冶容诲淫——评《蜃楼志》的规劝主题”，《文化学刊》2018年第9期）我们可以将《蜃楼志》在现实背景中交代苏家如何遇盗，与《西游记》所写寇家遇盗情节，对比来看。
一伙强盗三十多人，盯上寇家，主因是白日里寇家欢送唐僧等上路，显示出家境相当殷实；而当夜有雨，“街上人也不防备，火甲等也不巡逻”，也给了强盗可乘之机。这伙强盗的来历，是染上嫖赌恶习而将自家产业挥霍殆尽、只能抢来金银花用的凶徒，与寇家本无纠葛，只是留意了寇家斋僧送行时显露出来的家业富厚。盯上苏家的强盗有四十多人，行动时机的选择上，一是因为苏万魁大张旗鼓地为儿子苏吉士（名苏芳，字吉士，乳名笑官）迎娶媳妇。二是因为婚期在正月，原本要趁年节走亲访友，但苏万魁因儿子新婚，不忍叫苏吉士出门，只得自己进城至各家贺节。“这万魁的豪富久已著名，前日迎亲，又不该招摇耳目，那乡间地方，眼孔小的多，何曾见过这样嫁娶？就有一班从前欠租欠债、吃过万魁亏的小人，纠合着与盗为伙的汛兵、沿塘的渔户，伺着万魁不在，四十余人明火执仗前来。”两书中的两伙凶徒，都是明火执仗、入室行凶，且具备数十人的不小规模，可谓是最典型的“强盗”了。明清律对“强盗”与“抢夺”有分别规定，人数与凶器在理论上成为辨认两罪的关键要素，如清代条例中往往以是否满足“十人”作为认定人数多寡的标准，以实际落实“人少而无凶器者，抢夺也；人众而有凶器者，强劫也”的区分。（夏婷婷：“《西游记》中的盗抢类犯罪”，收入夏婷婷：《表象背后：文艺作品中的法律小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253页。）
其次，强盗入室行劫，寇家、苏家的临场反应相对一致，无论男女、老少、主仆，都是躲避不迭。《蜃楼志》里写到，众多强盗到了苏家门首，“几个上屋，几个放火，几个劈门，呐声喊拥将进来。家人们睡梦里醒来，正不知有多少人杀进，各各寻头躲避”。《西游记》里，寇夫人躲到了床底，寇员外躲到了门后。因为是夜里遇贼，就近躲藏是最合理的。《蜃楼记》里提到毛氏也是躲到了床后。主角苏吉士与新婚妻子本已卧床，苏吉士想出门查看，妻子却要他躲避。在如何躲避上，创作者也给出了两个细节。一来，苏吉士了解家中结构，提出“那边复壁之中，可以躲得”，但他担忧强盗放火，会被活活烧死。妻子蕙若根据常识判断，强盗在外放火，“不过是唬吓人，到了里头，他要照顾自己性命，再不放火的”，所以可以躲过去。二来，小夫妻新婚燕尔，深夜惊起，穿衣不及，“听得门外人声聒耳”，苏吉士忙扯一件自己的皮套披在妻子身上，虽然形容狼狈，但强盗来势汹汹，在“要命还是要脸”的抉择中，二人顾不得穿戴整齐，只能先战战兢兢躲进墙壁隔层。“不一时，那班强盗劈门拥进，倒笼翻箱，直到五更才去。夫妻两口，抖做一块，天明还不敢出来”。创作者写出来小两口披衣躲藏的狼狈，以及在躲藏处听到强盗作案过程时的恐惧，既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也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
强盗来袭，对受害者而言，意味着在“要钱”“要命”“要脸”中的极限选择。遭劫之家通常为了保命而被迫妥协。明清律中，都有明确的“强盗”专条，继承唐律的精神，均以“强盗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为原则。但凡强盗，都是亡命之徒，做的是利欲熏心、刀口舔血的博命谋财“无本买卖”。寻常百姓，哪怕是富甲一方，除非早有准备，否则很难与强盗正面对抗，也更不敢跟强盗讲什么仁义道德。所以强盗重案中，往往能揭示各人的执念与人性中的残酷面。正如《蜃楼志》的描写中，一面是苏吉士夫妻忙于躲避，“照应不来丫头仆妇”，另一面是在强盗来袭时一哄而散、“躲过的家人”即奴仆们，也只能等强盗走了、天亮之后，才敢出来查看，也是一样的“顾不得主人”。主仆名分约束的是日常秩序，在盗贼来犯的极端情形下难免要让位给求生本能。这当然是趋利避害、无可厚非的打算。
第96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鼎镌京本全像西游记》明.吴承恩著.华阳洞天主人校.明代杨闽斎刊本625。
再次，人们恐惧强盗，不外乎“谋财”与“害命”两端，尤其惧怕的是“害命”。《西游记》和《蜃楼志》中，寇、苏两家受到威胁的不仅是财产，还有主人、仆人的生命安全，案发后寇洪、苏万魁这两名家长的殒命，也确实成为了两家的最大损失。二人的财富观与敛财过程有相似之处，但在致死原因上各不相同。
寇员外寇洪之死，在《西游记》的情节设计中，是直接亡于盗贼毒手，这自然显示了强盗团伙有恃无恐、横行无忌的凶恶情状，但也反映出寇洪身上某种“视钱如命”的执念。当寇家上下“俱躲个干净”，任由强盗入室搜刮之时，原本“闪在门后”的寇洪之所以“拼了命走出门来”，正是由于他“割舍不得”自己半生积累下来的钱财，于是冒死哀求众贼，语气极其卑微，但在一众贼人听来，仍是挡了他们的财路。寇洪原话是“列位大王，勾你用的便罢，还留几件衣物与我老汉送终”，结果却事与愿违，“那贼那容分说，赶上前，把寇员外撩阴一脚，踢翻在地”。
《蜃楼志》对苏万魁之死的交代，强盗劫财也是原因之一，但并非主因。这要接着苏吉士小夫妻的深夜披衣仓促躲避说起，天明后，苏家下人才敢出来查看，“忙拥到笑官房中”，此时苏吉士夫妻躲在夹壁中，听得见动静，但不便出面，因为二人都是半裸，被人看见恐遭耻笑。也就是说，之前面临的“要命还是要脸”抉择，在已无生命危险之时，就要以顾及颜面为重了。“笑官已明知是自己家人，但蕙若身上只披着一件大褂，下体赤条条的，自己也未尝穿裤，所以不敢做声”。在众人看来，强盗的行迹已能还原，上房“所有房中之物已都拿去”，少爷即“笑官房中，只见箱笼也是一空”，“丫头们房内却分毫未动”，也就是强盗先把主人房中财产洗劫一空。躲在床底的毛氏还在，新婚小夫妻却没了动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惊恐万分的苏家人自然做了最坏的打算，惊呼“不好了，少爷少奶奶都被强盗抢去了”，“收拾的收拾，进城报信的报信，忙个不了”。
仔细想来，小少爷苏吉士虽然没像下人担忧的那样、被强盗趁夜抢去，但在夹壁中躲过一劫，也算是死里逃生。苏吉士的为人，并不贪恋钱财，但少年涉世未深，他当夜听闻异动的第一反应是想出门查看。《蜃楼志》写到，苏吉士“忽听喊声大起，情知有变，急起身下床，至天井中一望，火光冲天，喊声震地，便欲开门出去”。在这关键时刻，妻子蕙若表现出更加沉着冷静的一面，她一把拖住丈夫，劝说“强盗放火，不过掠取财物，并不想杀人，你这一出去，不是碰到刀头上去么？快些躲避为是”，苏吉士听从了，这才算没有像《西游记》里的寇员外一样将自身安危暴露于强盗面前而自蹈死路。至于躲藏之处，最常见的本是“床后”“床下”，如《西游记》中的寇夫人张氏和《蜃楼志》里的毛氏。但苏吉士夫妻没有躲在床下或门后，而是更密闭的“复壁之中”，其实算得上是创作者给主角开辟的“死里逃生”的险路。如《西游记》里描写的流窜作案的强盗到了寇家，固然是先顾着劫财，本无意杀人，但《蜃楼志》的强盗不但气焰更为嚣张，破门而入“在中门外边，一直拥至上房，杀死了两个丫头”，而且主谋原本就与苏万魁单方面结下仇怨，是“一班从前欠租欠债、吃过万魁亏的小人”，这伙人知道苏吉士新婚，偏要趁苏万魁不在、在新年时作案，洗劫主家上房后还要“各处寻新人房子”，可以设想，倘若苏吉士沉不住气、贸然出面，或许正中贼人下怀。就算苏吉士不主动出来，如果苏吉士和蕙若这对“新人”躲藏得不及时、不隐蔽，让本来就仇视苏家的这伙强盗抓到，他们正好在苏万魁爱子与儿媳身上发泄多年的怨气。无论是当场羞辱、折磨新人，还是将人掠走、慢慢处置，都是打击苏万魁的有效手段，也不难使一心追求功名和前程、又逢新婚喜事的苏吉士乐极生悲、声名扫地，更可使苏家再受重创、一蹶不振。苏万魁之死，正是在得知家中被洗劫、奴婢被杀害及误信子、媳被劫去的多重打击下，身心俱受震动而“惊死”。表面上他死于家仆苏兴等人的误传，实则是痛心于盗贼对他珍视的人、财的破坏。所以，苏兴知晓自己误报后，也“幸而自己没有亏心”，苏吉士也并不怪罪，反而因苏万魁猝死后苏兴“尚有三分忠义，吩咐众人看守，叫几人下乡报信，听候主母到来定夺”，对苏兴表示了“你很懂事”的认可。可见在苏吉士心中，已经认定了父亲的真正死因，乃是强盗劫财所致，与报信者无干。
最后，强盗来路复杂、手段凶悍，但既然是“盗”，总离不开“财”。寇、苏两家的财富引来贼人与乡邻注目，我们可顺带分析两书如何描写富人发家和财富传承。《西游记》中，寇洪死后，借一位与他小时同学的做豆腐老头之口，交代了寇洪的发家史：“种田又收，放账又起；买着的有利，做着的赚钱”，攒下了十万家私，“有子有财”，可谓兴旺。外人的口中，把寇洪的致富归因于“娶的是那张旺之女，小名叫做穿针儿，却倒旺夫”。实则寇妻张氏固然是贤内助，但寇洪自身的手段与时代的机遇也许更加重要。他子承父业前，父亲寇铭“不上千亩田地，放些租账，也讨不起”，寇洪接手，才是“放账又起”，且收入丰厚。铜台地灵均属创作者的虚构，但从旁人评说寇洪一生从二十岁丧父、掌家开始，“到四十岁上，就回心向善，斋了万僧”，被强盗踢死时“才六十四岁”。究竟如何称得上是“回心向善”？《西游记》的创作也许偏重强调寇洪四十岁斋僧后的“这等向善，不得好报，乃死于非命”，但他的收租与放债毕竟有着“唯利是图”的一面，在他“回心”之前的约二十年，钱财的来路、积攒的手段以及乡民的评价如何，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也使人在综合评析寇家境遇时感到犹豫：寇员外在攒下丰厚家资后“回心向善”，向善的途径却是单一的斋僧；十万家私遭劫后在取经师徒的帮助下失而复得，看似“天高不负善心人”，但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寇员外等人未必会因此放下对财富的执念。究竟寇洪的礼佛斋僧在多大意义上起到“向善”之效？伴随着取经的继续、视线的转移，寇家的命运也从书中淡出，留下的只有未解之谜。
第96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可能是明万历时期金陵大业堂刻本，书前版画191。
《蜃楼志》的创作者，或许正是有意在《西游记》所略之处下了功夫。苏家遭劫后报案，“捕役拿住两个乡民，一个叫做白阿光，一个叫做赖得大，都系苏家的债户”，二人供称“因欠债破家，起意劫抢。共合伙四十六人”，其余44人都已逃散，白、赖二人“因得了双倍财利，剖分不匀，延迟被获”，广东番禺县“当下将两人寄监，吩咐严拿余党”。苏吉士因此感慨，“我父亲一生原来都受了银钱之累”。痛定思痛，他做了一件传统上视为“富而仁”的慷慨之举，即“焚券”以免除旧账。苏吉士吩咐仆人“将银账上的借券及抵押物件、田单文契”等封好，通知全部债户于三月初三日前来见面。从一众债户的面貌与反应中，看得出《蜃楼志》创作者的切实悲悯：“鸠形的、鹄面的，曲背弯腰；狼声的、虎状的，磨拳擦掌。破布袄盖着那有骨无肉乌黑的肩膀，草蒲鞋露出这没衬少帮泥青的脚背。挤挤拥拥，恍如穷教授大点饥民；延延挨挨，还似猛将官硬调顽卒。”苏吉士为负债者减负的提议，充满创作者对仁者善举的想象。苏吉士对着众位乡邻，坦承“此项银两本少利多”，给出理由“家父在日，费用浩繁，所以借重诸公生些利息”，表明态度“此刻舍下各项减省，可以不必了。诸位中实授穷苦的，本利都不必还；其稍为有余者，还我本钱，不必算利”，且当即将抵押之物归还原主，“许多借票烧个精光”，声称“这是我父亲的遗命”。父有善意，子来奉行，苏家因此收获乡民感激，“众人一闻此言，各各欢喜”，“众债户俱各合掌称颂，欢声如雷而去”。苏吉士“觉得心中爽快”，得到了内心的安宁，还家后“至父亲灵前，哭禀一番”，也算是了却心愿。这种慷慨至极的善举，且不论现实中有多大可能性，但在塑造苏吉士的正面形象、为他之后的发达进行道德造势方面，还是相当成功的。学者赞赏《蜃楼志》一书“选取了广州海关这个独特的视角，以十三洋行商总苏万魁父子的活动为中心”，创作者巧妙结合“洋商身份与士人心态”来塑造苏吉士既生财有道又仗义疏财的独特形象，体现出创新性。譬如袭用他书情节“多属枝节，而整个大的社会背景独特，且支配了其它情节的设置”，又如描绘世情“虽有支离感，但主导明确”。（雷勇：“《蜃楼志》的因袭和创新”，《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可以说，在富家遭劫后是否、如何反思上，《蜃楼志》的描写可谓别开生面、发人深省。苏吉士替父焚券的做法虽然带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不失为从根本上化解负债者仇怨的一途。这种“向善”体现在行动上，跟《西游记》里寇员外标榜的“万僧不阻”比起来，实在有力得多。
当然，《西游记》描摹强盗行劫、富户罹难等场景的紧凑与传神，无疑为后来作品提供了范例。从第九十六、七回可见，强盗来历、作案动机与时机、入室劫财的过程与结果，及被盗之家的临场反应、事后损失清点与告官等，都是应当交代的必要事项；主人家面对“谋财”“害命”等严重威胁时何去何从，选择妥协还是抗争，以及选择背后透露出来的财富观与道德观等，也是作者布局、读者关心的重要线索。清人点评《西游记》时称，“八十一难，大抵属魔祸者多，属人祸者少”，唐三藏等因寇家遇盗而遭“铜台监禁”，正是“即人祸亦未有陷囹圄者”的稀有例外。书中对强盗之事的描写，“传神写照，咄咄逼人”，“一读不敢疑其假，再读不容不信其真”。（［明］吴承恩著，［清］黄周星点评：《西游记》第九十七回，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2页）《西游记》构建出如此具备艺术性真实的富家遇盗情节，又在现实背景的《蜃楼志》等中被重新激活，且与《蜃楼志》对“洋商之子”主角的成长经历、形象塑造与故事走向结合，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