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包括美国流行歌手凯蒂·佩里在内的6名女性乘坐杰夫·贝索斯的商业飞船“蓝色起源”（Blue ）不久前完成了一次太空航行。航行大约持续了11分钟，与佩里一样，其余的5位成员都不是专业宇航员，在视频画面中，她们失重漂浮在船舱里，像兴奋的观光客一般看向舷窗外的地球，发出阵阵惊叹，飞船降落回到地球时，成员们激动地跪下亲吻地面。
组织者试图将此次全女机组航行营造为女性主义的进步时刻——这是60年前苏联宇航员瓦伦廷娜·特雷什科娃独自进入太空执行任务以来的首次全女性航天行动。凯蒂·佩里表示：“你所做的是找到对自己的爱，我现在真的感受到了那种神圣的女性气质。”可实际上，这次航行引来了各界的广泛批评，有人认为这只是为了兜售富人的太空旅行，而非为了科学、知识和人类进步，也有人指出，参与者对“地球母亲”的关心是建立在大量地球资源的投入与消耗之上。
穿过云层进入太空，在遥远的宇宙凝视地球，思考世俗与宏大，凯蒂·佩里们的镜头又一次将人们带回这种古老的太空想象。这在当下已经不再只是科幻作家的幻想，现代技术正在一步步将太空旅行乃至移民变为现实，而这又进一步牵涉起复杂的社会意识——谁才有资格上太空？以及，这种探索会演变为无尽的太空资源争夺，还是人类寻找乌托邦与新家园的美好理想？当我们在今天回顾这些主题的文学作品，会看到与现实更显著而微妙的映照。
早期科幻、狂热的太空探索与误读
当下最为热衷太空探索的当属Space X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过去十余年，他持续研发火星殖民系统，将源源不断的星舰送入太空，此外，他发起的“星链”项目控制着地球轨道中超过25%的人造卫星，并计划用数万颗人造卫星组成星链。
这背后是马斯克多年以来对科幻文学的狂热阅读。他最广为人知的火星殖民计划就是受到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基地》系列影响——故事里的人类开展了恢弘的星际殖民运动，在一万年后广泛分布于宇宙的数千个星球上。他也经常谈起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对自己的影响，并以这些小说中的星舰来命名自己的远洋飞船。
马斯克经常在发言中提及“太空文明”或“多行星物种”这样的概念，并主张人类应该成为生活在多个星球上的新文明，而火星就是他计划的第一步。阅读这些科幻作品让他相信，人类必须要探索其它星球并殖民它们，以此将人类意识的光芒带去任何地方。在这些叙事里，马斯克自己就是1950年代科幻故事里的英雄形象。这并不是个例，实际上，当下的许多科技富豪都曾受到这些科幻作品的影响，比如杰夫·贝索斯，正是这些太空探索的故事激励着他创办火箭公司的梦想。
这是怎样的一种叙事？实际上，早期科幻小说诞生于帝国主义时代——关于前往其他世界的故事，大多是对当时大英帝国扩张的隐喻：从吞并国家到吞并行星。而当时最好的科幻小说，就是对这一现状的批评和讽刺。《银河系漫游指南》里写到，“所有这些最富裕和最成功的商人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变得相当枯燥和琐碎，于是他们开始认为这全怪他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心满意足的：或者是嫌下午的后半段时间内天气不是大好，或者是嫌一天多了半个小时，又或者是嫌海水呈现出不正常的粉红色。于是，一种全新的特种工业应运而生：定制奢侈行星。”
这似乎正是马斯克和贝索斯们正在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的种种行动似乎都建立在对于这些科幻作品的误读上，不少评论者都曾指出这一点。以对马斯克影响很大的科幻作家伊恩·班克斯为例，在“文明”系列小说中，班克斯虚构了“文明”这一人机共生的星际乌托邦，与传统叙事中的星际征服和对抗不同，班克斯试图传递的是一种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他反对的正是文明之间的征服思维，以及社会中的市场崇拜和贪婪主义。在《银河系漫游指南》的故事里，真正的反派同样是那些想要建造奢华的星球、让穷人为他们服务的富人。马斯克崇拜的另一位作家H.G.威尔斯也是如此，他有关太空殖民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当时帝国主义的批评之上。
换言之，这些科技巨头们的太空梦想，展现的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极富奢侈的形式，而这一灵感却来自那些控诉资本主义的小说。从当下的种种表现来看，他们更像是这些故事里的反派角色。作家吉尔·勒波雷（Jill ）将马斯克的误读称为一种“讽刺性的转折”（ twist），“就像是，你觉得这很糟糕，那我们就回到事情更糟糕的时候去。”
可以说，科技巨头们对科幻小说的当代诠释反映的是一种被夸大的使命，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能连接全人类，并改变人类乃至地球的未来，他们公开地谈论气候变化与世界末日等灾难，并认为在这些风险面前，只有自己才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救世主，带领人类前往太空探索新的家园。这或许只是一厢情愿，在《十二字节》一书中，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曾将这些行为称作另一种形式的强占土地和圈地运动，并指出他们将带来包括光污染和能源浪费在内的种种后果，“马斯克咄咄逼人、不服管束，但太空是属于谁的呢？肯定不属于他。”
谁才适合太空探索？
即使回到这些早期科幻作品本身，其中仍然有值得讨论和反思的部分。
在厄休拉·勒古恩的小说《失去一切的人》开篇，被带到乌拉斯星的主人公谢维克问，为什么飞船上没有女人？同行的齐默医生回答说，驾驶太空货船不是女人该做的事情。接着他反问了谢维克一个问题：“在你们的社会里，女人跟男人是受到完全同等对待的，这是真的吗？”
这只是科幻故事里再寻常不过的一个文明相遇场景，却也像是对读者的提醒，它揭示出文本内外的持续张力：早期科幻写作很多时候悬置了对性别问题乃至人类日常经验的讨论，换句话说：谁才适合太空探索？
勒古恩曾在随笔集《我以文字为业》中写道：“当我开始写奇幻与科幻小说的时候，这一文学类型真正只与男人有关。”她指出，当时很少有女性作者，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也无外乎这位或那位公主，在紫色外星怪物触手中尖叫的漂亮姑娘，或者一位漂亮姑娘眨巴着眼睛问：“哦，舰长，请你给我讲讲同时地波发生器是怎么工作的吧！”
这一问题背后有更深远的文学传统。伍尔夫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布朗太太”（Mrs. Brown）这一著名形象，她是伍尔夫在火车车厢里偶遇的一个老年女性，在伍尔夫笔下，她整洁、矮小，有些古怪，又似乎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给人以各种印象和遐想。伍尔夫将“布朗太太”视为现代小说人物的代名词，她认为：“所有小说都是从坐在你对面角落里的老太婆开始的。”
这一形象存在于科幻文学中吗？勒古恩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一个最直接的测试方式是：当你读完一部科幻小说一个月以后，你还能记起故事女主角的名字吗？很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勒古恩指出，包括阿西莫夫在内的许多早期科幻作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笔下的故事已经遗忘了布朗太太，而是沉迷于巨大、闪亮、穿梭于银河系的宇宙飞船，这些神通广大的飞船能用世界末日般的武器将敌人炸成碎片，也能将成群的地球殖民者运送至目的地，却再也容不下一位布朗太太。
在另一篇题为《太空老妇人》（Space Crone）的文章中，勒古恩进一步假设了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有一天，一艘友好的外星飞船降临地球，舰长邀请一位人类乘客与他们同行。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选一个聪明、勇敢、受过高等教育、身体素质极佳的年轻男性，但勒古恩认为，一位绝经后的年老女性才是最好的太空探索者，“她很早以前是个处女，后来是一个具有性能力和生育力的女人，再后来经历了绝经。她曾多次分娩，也多次面对死亡——每次分娩，就是一次与死亡擦肩。如今，她每天都更近一步地面向最后一次诞生或死亡。”在勒古恩看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公正地代表人类，因为她真正经历、接受并实践过完整的人类境遇——其本质是变化——并拥有见识、才智、耐心和从经验中提炼出的精明。
重新审视人类经验的宇宙构想
勒古恩的思考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在当代，越来越多作家正在书写一种融入女性主义、重新审视人类经验的宇宙构想——用勒古恩的话说，乌托邦也可以是一项“向内，向‘阴’”的工程：它“黑暗、潮湿、晦涩、脆弱、让步、被动、参与、圆润、循环、平和、滋养、退隐、收缩、寒冷”，而并非男性想象中的那场“大型阳刚摩托车之旅”，那种“确凿、猛烈、直线向前的”未来。
不同于过往太空小说对探索未知宇宙的强调，在去年获得布克奖的小说《轨道》中，英国作家萨曼莎·哈维将关注点投回地球，书写了6名生活在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他们每天都要在近地轨道环绕地球航行16次，并在这期间持续对地球进行观测。
小说里，飞船穿过城市、山脉和海洋，宇航员们看见极光和一次次日升日落，也看见海洋上空正在形成的热带风暴，他们持续陷入对人类文明的思考之中。哈维在一次访问中表示:“我们过去用科幻的方式书写极富戏剧性、冲突驱动的史诗故事，但我们就是不把太空当作一个有生命力的环境来写作。”在她看来，这种来自太空的持久凝视首先在回应人类自身尚待思考的问题。
故事里的某一天，来自日本的宇航员千惠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她望着眼前的地球，“她的父亲十年前就去世了，而这个球体现在是她能指望给予她生命意义的唯一源泉，没有它就没有生命。”这呼应了“地球母亲”这一科幻文学的重要比喻。从宇航员的丧亲之痛出发，萨曼莎·哈维以一种幽微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世俗生活与地球的关系。她写道：
你一定会想回家去做最后的道别。但没有说什么的必要了；你只需透过窗户往外瞅，就会看到一片不断扩大和重叠的辉光。从这里看，地球就像天堂，她流淌着瑰丽的色彩，一块希望满满的色彩。我们从地球上仰望天空时，会以为天堂在别处，但宇航员的想法就不一样：我们这些出生在地球的人都已经死过一回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我们的来世。假如死后必须去一个难以企及、神圣得难以言表的地方，那么这个遥远、玻璃般透亮、带着独一无二光芒的美丽星球就是我们的归宿，我们的天堂。
当人类离开地球、进入太空时，总会产生一种培育新思维的念头，它宏大而古老，但哈维试图指出，这种新的想法并不存在，它们只是诞生于新时刻的旧思想，因为它们最终仍然会回到人类经验，如作家詹姆斯·伍德的评论所说，“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惊奇如此迅速地褪去，当下还有多少人在日常生活中，哪怕是片刻，会想到那个悬浮的H形空间站？它每天绕地球运行16圈，而我们则在它250英里以下的地面继续各自生活。”
这种思考进一步表现为对国族的超越性反思。现实里，太空探索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力竞争的历史，尤其是二战后美苏之间的航天竞赛。但在《轨道》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宇航员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既密切又松散的亲密关系。当他们进入太空，国族身份似乎不复存在，他们是这段时间里彼此的一切，因为他们是这里唯一的生灵，他们时不时会在彼此身上投射自己在地球的亲人，甚至会发现“他/她的微笑、专注或吃饭的方式与他们所爱的人惊人地一致”。
哈维进一步写道，从太空望向地球，会发现除了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看不到任何边界，没有国境线，只有一个不可分割的旋转球体，“你们会同时感到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牵引力：兴奋和焦虑、狂喜和抑郁、柔情和愤怒、希望和绝望。”战争当然无处不在，而国境线即是生死搏斗的场所，然而在太空，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微小、模糊的凸点，或是一条细线，它们可能只是山脉和大河。
到这里，哈维正式揭开了这种凝视背后潜藏的乐观主义想象——人们会在观看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不是继续开发和消耗这颗星球，也不是焦虑地向外探索和殖民，而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愿望和诉求：保护这颗行星。
参考材料：
Le Guin, K. “ and Mrs. Brown.” The of the night: on and . 1979: 101-120.
Le Guin, K. “The space crone.” The Other Us. 2018. 24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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