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亚当·图兹（Adam Tooze，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本文经授权转自图兹教授的Chartbook中文版，原刊于微信公号“图说政经Chartbook”。本文英文版发布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2025年冬季刊。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美国总统大选出口民调显示：选民结构中最贫困的一批人（年收入不到5万美元）这次支持特朗普的比例上升了约15个百分点。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首次有超过半数的低收入选民支持共和党。与之相对，选民结构另一端最富裕的那批人，却转向了支持民主党。各项民调显示，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投票者（即收入排在前三分之一的人），多数选择了副总统哈里斯。
这么看来，经典的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穷人支持左派、富人投右派”——是不再适用了吗？还是说，这是一场根本性的政治重组？又或者说，还能用“阶级”来理解投票行为吗？历史学家蒂姆·巴克尔（Tim Barker）在分析此次大选时说：“最谨慎的说法是，工人阶层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投票了。与其说这次大选展现了重组，不如说是阶级的解体——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下的选民，实际上已经基本分裂成了两派。”
很明显，阶级之间一贯清晰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但我们是否应该摒弃使用“阶级”来分析选票呢？我觉得并不是。通常来说，大家会认为用“阶级”这种唯物角度分析意味着过于简化。然而，真正的唯物分析，需要像写小说一样，既要对细节极度敏感，又要善于捕捉整体氛围。
至少在分析当前美国政治时，我们应该允许有第三个阶级，而不是简单地分成两个阶级。
首先，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人阶层。这个群体的特点是：给别人打工，收入相对较低，对自己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同时，这些往往和教育程度较低联系在一起。
然后，是所谓的富人，也就是上层阶级。他们不仅收入高，还拥有财富和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安逸。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他们实实在在地掌控着生产资料，诸如大酒店、工厂、零售店，或是连锁快餐店。
理解目前的美国政治的关键则是第三个社会阶级。艾伦瑞克夫妇（Barbara and John Ehrenreich）称之为“专业管理人阶层”（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PMC）。他们通过正规教育获得各种资格证书，在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中都占据了权力要职，而且经常直接管理着美国的工人阶层。
这种“管理”从幼儿园或小学就已经存在，总有一个大学学历的人在负责看顾你们的孩子。到了小学和中学，不光是家长，连孩子们自己也开始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在现代社会中，专业管理人的管理无处不在：从你孩子出生和父母离世的医院，到规定你家院子里能建什么的工作人员，再到你单位里的人力资源部门。整个管理体系都是由这个阶层在运作。
一旦理解了这个极度唯物的三层框架，我们就能更容易看清特朗普选票背后令人困惑的阶层配置了。典型的工人阶层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他蛮横、随心所欲的富人形象，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因为他显然看不起专业管理人阶层。这位亿万富翁商人和他的朋党们仗着自己的成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最关键的是，他们能够公然蔑视专业管理人阶层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一直以来让工人阶层深受其苦，而富人可以随意嘲讽。换言之，他们叫嚣出了许多普通美国人的心声。特朗普和他的朋党们无所顾忌，直言自己不认同那些专业管理人的价值观，从小学老师、图书管理员、常春藤盟校教授，到那些总爱在电视里高谈阔论跨性别者的权利、系统性种族歧视或者气候变化的嘉宾们。
谈论价值观并不是反唯物主义或者不认同其分析。这代表着一种非常具体的憎怨，深深植根在数千万美国工人阶层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工人阶层男性不愿意投票给哈里斯这样的民主党候选人——一个光鲜亮丽、位高权重的律师，这还难理解吗？尤其让他们反感的是，这位精致的女律师还把特朗普当成小丑一样对待。
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人群看来，哈里斯的金句之一出现在2020年副总统辩论中。当彭斯试图插话时，她打断道“我还在说话”。她的支持者认为她适当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威，但在其他人看来，这正是典型的专业管理人式居高临下。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女性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在2024年支持特朗普而不是哈里斯，甚至比例高出27到28个百分点，这还难理解吗？
想象一下，在一个普通的美国高中，有两个孩子准备办派对。一个是即将进入名校的州拼写比赛冠军，另一个是当地商人的儿子，很会玩，可能也会上名校，但肯定不是凭实力考进去的。你觉得班上那些学习不太上进的同学会去哪个派对？这还用问吗？
美国自由派居然看不清这些明摆着的社会结构版图——在这个社会里，不同性别、不同性取向、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是怎么相处与互动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专业管理人阶层难以跳出自身偏见的局限，尤其是在涉及优绩（merit）和适当的社会及政治秩序时。他们觉得自己捍卫的这套价值观天经地义。
之所以我们看不清这种三阶分化，原因之一是现有的统计数据不足。说实话，研究美国大选的社会学数据少到让人难以相信。我们只能靠两个维度来分析几乎所有问题：一个是有没有大学学历，另一个是粗略的三档收入水平：年收入5万美元以下、5万到10万美元之间，以及10万美元以上。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把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没有大学学历，但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男性，特别倾向于投票给特朗普。
这些人在高中时期学习成绩平平，但后来在技术工种或经营小企业时却做得很好。他们确信，自己的成功恰恰是不走那些专业管理人阶层认定的 “正道”取得的。
从这里我们能学到关于福利政策的重要一课。当自由派一直在通过征税和政府补助的方式进行经济再分配，从而解决不平等问题时，他们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即接受救助的一方面临着怎样的阶级政治。
当西弗吉尼亚州和田纳西州的人们用选票表明他们宁愿不要医疗补助时，我们应该认真理解他们的选择。2023年，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J. Bradford DeLong ）写道：“社会民主制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并不想当被动的救济对象。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时，自己能挣钱，从而配得上获得的好处。他们希望通过社会力量来赢得（并因此理应）从不断增长的蛋糕中分得一杯羹。”这些人想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经济环境，让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体面的生活，自己掏钱买得起医保。
人们之所以有这种社会理想，源头就是美国社会的三层阶级结构。许多支持特朗普的工人阶层选民最大的愿望是自主创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独立，才能摆脱专业管理人阶层的掌控——这种掌控既包括物质和文化层面的，也包括什么是“正确”的那一套规矩和价值观。
一个真正能帮助大多数人的福利体系，可能恰恰不该由国家或政府主导。与其简单地以再分配的形式提供物质利益，不如先着眼于提升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这就是为什么像奥伦·卡斯（Oren Cass）这样的保守派也开始支持工会运动。他们支持行业集体谈判等举措，目的是让工人阶层在经济中获得更有力的地位。同时，保守派也刻意与专业管理人阶层的那套自由主义价值观划清界限。他们认为，只要让人们在物质上过得更好，能自由表达政治观点，自然就会形成一股民众自发的保守主义力量。
当然，这终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特朗普不太可能真去加强工会。但以上保守派的空想仍然提醒我们，我们还需要更细致和更深入的分析，以理解社会经济和文化层级关系如何影响了2024年大选，如何影响了专业管理人式的自由主义、也即我们的自由主义中。